王建华：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——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（四）
王建華：陜甘寧邊區的新文字運動——以延安縣冬學爲中心（四）
王建华：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——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（四）
在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关心与支持下,新文字扫盲获得了超越汉字扫盲的荣誉与地位。基于对新文字美好未来的憧憬, 运动过程中,冬学委员会、教育厅与新文字协会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,同时，又对暴露的问题进行了适时的整改:组织机构进一步完善，教员由教育厅直接选派,经费问题也得到了解决;但延安县的新文字冬学依然没有改观。由此可见, 在这一过程中,运动的领导者没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,或者说,运动本身存在着无法消解的冲突。
1.“识得快”与“用不开”
识字是个体摆脱愚昧的文化诉求，据原延安行署副专员徐金山回忆,徐家住延安市枣园乡庙咀沟村,红军到来前,每年冬天农闲时,那些富裕的家庭就筹钱合请一个冬学老师, 为自家孩子教3个月识字。徐家无钱上冬学,“听到念书声, 爱的不得了”,只能在外面偷听。[82]可见,接受教育原本是多数穷困孩子梦寐以求的愿望。遗憾的是,新社会有学上,群众普遍怕得慌。在此,除去个体拒斥识字运动的一般原因外,新文字本身存在的问题仍是无法绕开的主题,直言之,运动过程中出现了“识得快”与“用不开”的矛盾。
虽然新文字本身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,但拉丁字母易学易记应是不争的事实。由此就可以理解新文字冬学试验中所取得成绩的客观性。在延安县1941年创办的39处冬学中,最好的一个新文字冬学毕业了17人,两个汉字冬学只毕业了3人。新文字冬学毕业生是“真正什么话都能写了,而汉字冬学毕业生都差得远呢”。正是由于新文字“识得快”,因此, 在延安县两个汉字冬学里,有一半男学生要求学新文字,女学生则全数要求学习新文字。[83]
历史好像真的喜欢作弄人,在1942年延安县新文字冬学中,学会新文字的学生,又普遍要求学一点汉字。[84]据当年延安县冬学工作报告,学生多为老学员,在川口、姚店、河庄三区的94名学生中,老学员有52名, 占一半以上。[85]推及全县,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有了新文字基础,有的上年已经毕过业,“第一次到校, 没有一点程度的占了绝少数”。[86]他们有的能用新文字看报、写信,有的会复合母音,至少28个字母是没有忘记的。[87]回应学生学习汉字的要求,11月27日,县冬委会与新文字辅导团协商新文字冬学工作,决定“冬学学生中每校有去年冬学毕业4名以上者,另编1班, 抽一部分时间学汉字”。[88]
检讨冬学学生对新文字的矛盾态度,必须把学习新文字的速度与新文字的实际运用区分开来。新文字由28个拉丁字母组成,认识这些字母,懂得简单的拼写确是一件容易的事,由此我们可以理解,新文字当事人对新文字运动成绩的肯定。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,在边区两百多万人口中,掌握新文字的仅是极少数人,且多是不识汉字的文盲。让他们使用新文字,既缺少话语空间,也没有实际意义。这种脱离实际、主观主义的扫盲运动,是不可能持续得到群众支持的,由此我们可以理解1942年延安县冬学中,有了新文字基础的学生转而要求学习汉字的原因。
由于新文字的推广缺少群众基础, 上冬学只是一种“应付”。[89]1942年, 延安县冬学经过强制动员仅到300多人。[90]究其原因,有人提出,“教汉字我们可以不用政府动员就到学校来,教新文字政府动员我们也不来”。有人认为,“群众对新文字是满意的,唯政府不用,是与1940年政府口号不符合,因此群众不满”。新文字“认识得人少,认得也用不开”是人们普遍的观念。[91]在群众的消极抵制下,新文字的扫盲效果较之汉字更差,据新文字辅导团1942年12月对延安县牡丹区五乡居民文化程度的调查,推行两年的新文字运动,只有13人能使用。[92]
2.拉丁字母与方块汉字
拉丁字母与方块汉字的冲突,直接表现为掌握了汉字的人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抵制。1936年,林伯渠、徐特立等在陕北开办新文字学校时,就有人“办汉字夜校相对立”。[93]在徐特立看来,新文字推行的困难主要来自知识分子,由于知识分子有汉字作工具,认为新文字本身有许多缺点,“专用自己知识去找新文字的缺点来反对新文字”。因此, 新文字工作的头一个困难就是学会汉字的人不愿意放弃老工具。[94]在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上,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,目前,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不了解推行新文字在文化教育和政治上的意义,这是新文字推行上的一大障碍,推行新文字“第一要说服知识分子”,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。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李维汉认为,克服新文字推行中的困难,除自上而下的发动以外,还要自下而上的来一个“逼”,这就是说要造成新文字运动的热潮,使他们不得不学。[95]
为保证新文字扫盲的顺利进行,边区政府决定从1941年1月1日起,新文字跟汉字享有同样的法律地位,凡上下行公文、买卖账单、文书单据等,“用新文字写跟用汉字写一样有效”。[96]在中央主要领导的强力推动下,公开反对新文字的人没有了,但无形中的阻挠最有力。[97]鉴于“有些人对新文字认识不够,学习不积极, 在使用上采取消极拒绝的态度,甚至有个别干部也不起模范作用,拒绝使用新文字”, 1941年9月,边区政府重申前令,“保障新文字合法地位”。[98]遗憾的是,仍有(延安)中央通讯站“不收发用新文字写的稿件”。[99]1941年12月,在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,吴玉章指出,有些认识汉字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,遇着新文字就感觉麻烦,无意中也流露讨厌新文字的心理。[100]对此,新文字倡导者萧云提出, 新文字的使用,一定是个“斗争”的过程,边区政府给了新文字以法律地位,这只是“斗争”的起点和依据,扩大新文字的使用,要靠“会了新文字的人,一致努力”。[101]
文字改革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,以“斗争”的方式推行新文字是难有成效的。1940 年10月,延安县政府决定,“区乡级干部一律入学”,学习新文字;[102]但1942年延安县区乡干部文化程度调查统计资料表明，区级干部无一人掌握新文字,乡级干部也仅有34人能用新文字记事。对此,边区教育厅巡视员李世荫认为,在推行新文字过程中,干部没有足够信心是新文字推行不开的原因之一。[103]所谓没有“信心” ,实则与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有了汉字基础有关。在延安县区乡干部中, 认识800汉字以上的区乡干部有76人, 800字以下到200以上的有150人。[104]可以想象的是,让掌握了汉字工具的区乡干部学习新文字,“信心”从何而来。因而, 教员们对区乡冬委会都有这样的意见:区乡干部不关心新文字,很少到冬学来, 个别干部看不起教员,谈问题时,“表现冷淡”。[105]
检讨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干部群众对新文字运动的抵制,其背后的逻辑悖论是无法消解的。由于拉丁化新文字与汉字没有任何的内在联系,掌握汉字的人无法阅读新文字的书籍,也就是说,让80%的文盲掌握新文字,就意味着20%掌握汉字的人如不学习新文字,就成了新的文盲。否则,扫除了一批低级文盲,又制造了一批高级文盲。从笔者查阅的文献看,还没有中央主要领导学习新文字的报道。退而言之,如果说在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,依靠行政的力量推行新文字还有成功的可能,那么,在国统区,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中解决这一问题,只能是哲学上抽象的可能。反思文字改革,如果说汉字造成了精英与草根的脱节,新文字无疑加深了这一鸿沟。
3.“大众的”与“民族的”
中共推行新文字的直接原因是解决汉字扫盲的困境。在运动发起者看来, 汉字繁琐难认,革命者无法将新思想普及到民众中去,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。在革命的视域里,落后的汉字是与封建主义、腐朽思想等落后文化连在一起的。由此出发,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认为汉字负载了“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” ,它是穷苦百姓体内的“结核”,重压在身的“石碑”。改革的方向就是创造工农大众“容易懂、容易学、容易写、容易念、容易认”的新文字。[106]拉丁化方案无疑满足了这一要求,“识得快”是新文字学习者的共识,所谓“飞机”与“独轮车”的比喻,生动地说明了新文字在这方面的优势。问题是, 当拉丁化方案作为大众的文字被推广时,它与文化的民族性之间是否存在紧张呢?
文字改革原本无可厚非,但颠覆传统、完全照搬西方文明的拉丁化方案,显然超越了文字改革的应有之意。抛弃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汉字,必然解构在民族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共同语言与道德范式。对此,坚守民族主义阵地的学者们提出, 拉丁字母是外国字母,不但学习起来不合民众的学习心理,而且成为文字后在字形上跟外国字没有分别,丧失了中国文字的民族性。[107]进而言之,统一的国家应有统一的文字,汉字是通行全国,不分南北的。用拉丁化拼写方言,结果会产生北方话、江南话、广东话等各种不同的方言文,使中国文字的书面统一完全打破,甲地的人将不识乙地的字。同时,有了各种不同的拉丁化方言文,将造成各地人民的分裂观念,破坏国家的统一。[108]
面对质疑,新文字鼓吹者认为,中国本来没有什么文字的统一,新文字要破坏也无从破坏，且汉字只能通行在20%的人中间,至于那占最大多数的80%的人,不用说不能用它来通行全国,就是拿它来独自看书写字也不可能。更有激进者认为, “方块汉字不是各民族共同应用的文字。若果强制全中国人都学习使用汉字,不但事实上不可能,而且也不合乎革命的民族主义”。[109]何为革命的民族主义? 叶籁士在《拉丁化课本》中, 从阶级分析入手,提出社会群体并不是靠语言来统一的, 人们之间的对立和统一,是由他们的物质的利害关系决定的。在利害一致的人群中,纵有语言、种族、性别、年龄、风俗的不同,任何人也不能阻止他们的统一。相反,在利害关系矛盾的人群中间,即使讲同一语言,使用同一文字,也不得不对立。[110]
总结运动支持者的上述观点,可以发现史实的错误与逻辑的悖论。第一,认为中华民族没有统一的文字。众所周知,战国时期,文字异形,妨碍了经济、文化的交流,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下令废除各国原来使用的文字，改大篆为小篆,作为官方规范文字,这就是“书同文”。所谓“中国本来没有什么文字的统一”,是无视历史事实。第二,认为维系民族共同体不需要统一的文字。可以想象的是,在一个拥有56个民族, 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,如果用拉丁字母书写公文,一定要有多个民族、多种方言的拼写版本。为达此目标,还要有精通每个民族语言与各地方言的博学大儒。否则,中央政府的命令就无法告知地方政府。退而言之,即使上述目标得以实现,面对纷繁复杂的拼写差异,维系民族共同体存在的文化之根到底是什么? 也许有学者会提出,用北方拉丁化拼写方案作为统一的标准推行全国, 果如此,文字是统一了,但由此对各民族语言与方言的冲击,无疑是毁灭性的, 同时,没有多样性的民族共同体, 还是中华民族吗?
事实上,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并不否认文化的民族性,毛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一文中强调,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是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文化。对待外来文化,“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,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,送进唾液胃液肠液,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,然后排泄其糟粕,吸收其精华, 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,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。”所谓“全盘西化”的主张,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。[111]客观地说,毛泽东对文化民族性的认识是深刻的, 但汉字拉丁化无疑是文字改革上的“全盘西化”,由此,人们不禁要问,为何该文发表以后,反而促成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?
相關鏈接：